自来水加包装，5元一盒的成本，贴上“用于治疗乳腺癌”标签的假冒针剂，卖到患者手中达8500元；作为医疗垃圾处理的空药盒，却以最高700元一套的价格被回收。过千倍的利润率超过贩卖毒品，抗癌假药正成为不法分子的“新宠”。
化工原料变身“救命药”
国家对制药行业有着严格的资质要求，但在不少案件当中，抗癌假药的原料来自于化工厂，患者吃进肚子里的竟是化工原料。
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此前在杭州的一起由海归博士后丁佳逸组织的特大制售抗癌假药案中，用于生产抗癌假药的原料就是来自上海的一家化工厂生产的化工原料，进货购买价格是每1000克5万元，远低于正常制药的原料价格。广东岭南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文凯说，现在有许多化工厂为假药生产商提供化学中间体作为原料，不法分子只需要通过简单提纯，就能得到原料药，再对药品进行压片、分装、包装，生产上几乎毫无门槛。
药监部门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当前对制药原料的监管采取的是“自报制”，企业自报是用于医药原料生产的，就会受到药监部门的监管；对于企业不上报的，事实上无法进行监管；而对于化工厂生产原料药的，查办起来受案难，往往无法追究生产原料药的化工厂的问题。
某国际知名抗癌药物生产企业品牌保护经理告诉记者，该公司曾经查获某号称可用于治疗乳腺癌的假冒针剂，每盒的零售价为8500元，但其实就是自来水，加上包装、人工不过5元一盒。
700元一套的空药盒瓶被“变废为宝”
本应按照医疗垃圾处理的抗癌药的空盒瓶，却被不法分子以最高700元一套从医院护工处回收，往里面灌进一些“不治病也吃不死人”的生理盐水或淀粉丸子，欺骗患者感情，延误患者病情。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抗癌药物的真假，患者通常只能通过外包装上的相关批准文号、并在药监部门的官方网站上进行核实，但对抗癌药品本身，甚至连医生都难以辨别真伪。
来自四川达州的李清知原本是广州南方医院肿瘤科的护理员，因捡卖抗癌药品包装被判决生产销售假药罪。她在看守所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同药物、不同的新旧程度卖的价格也不一样。全新美罗华药盒最高卖到700元一套，包括药盒、药品和说明书，一样都不能少，而且基本上是全新的。最便宜的爱必拓也要30元一套。”
“当时医院有规定，药盒、说明书是放在生活垃圾桶里的，药品就放在医疗垃圾桶里，每天下午也有专门人员回收。不过没有人告诉过我说这些垃圾不能捡。”李清知说，“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还告诉同在医院做护理员的侄女李梅，让她也留意一下这些空瓶子。”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参与捡卖药盒的医院护工、保洁员多是来自农村的异地务工人员，通常是医院的临时工，每个月的收入不到两千元。面对“上线”的“高价”诱惑，他们往往难以抵挡。
李清知等人的“上线”汪德光从2009年到2011年底案发时一直在广州做药盒回收生意。据其供述，“平时会挂个背包到各大医院，找到在医院工作的清洁工、护工，告诉他们可以高价收购一些药盒，并留给他们纸条。纸条中有药盒的名称及收购价格，让他们在工作中留意病人留下的比较完整干净的药盒、药瓶。”
“水货药”陷道德与法律困境
抗癌假药中有一类是来自于境外、但却没有国内相关批文的“水货”药，也是属于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这类药有一定疗效，甚至堪比一些正品药物，价格却相对低很多，成为一些患者的“救命药”。
记者调查发现，治疗肺癌的常用正品药“易瑞沙”每瓶5000多元，患者单月药费通常高达15000多元。一些人利用在境外工作的便利，在印度等缺乏药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购买“易瑞沙”、“特罗凯”等抗肿瘤药品，通过邮寄、水客带货等非法途径走私入境，销往全国各地。
知情人士透露，像印度版的抗肿瘤药的价格通常只有正品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在国内需求量大，一般情况下，货只要进入中国，很快就能卖出去，基本不用担心销路。
非法销售印度抗癌药构成销售假药罪，但国内很多经济承受能力较低的肿瘤患者也确实通过这种非法途径获得了急需的药品。买药者姜某称：“我爸爸是肿瘤患者。如果通过正规途径买药，一个月就要花15000块钱，而从网上买药，治疗一个月才花1500块钱。我给他治病，只能通过这个途径买药。”
记者通过百度搜索，也发现有不少患者在四处询问哪里才能买到印度产的抗癌药，而愿意提供“代购”服务的比比皆是。
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癌症患者家庭，一边是足以令他们“倾家荡产”的昂贵进口抗癌药，一边是亲人减轻病痛、延长生命的痛切需求。曾经代理过抗癌假药案件的律师高振华向记者感慨，含有有效成分、但侵犯知识产权的抗癌药物，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如何在坚持人道主义的同时有效维护知识产权，是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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